Sunday, March 30, 2014

與社會對話的影像哲學——鄭文堂導演訪談

與社會對話的影像哲學——鄭文堂導演訪談
作者:陳瑩潔
採訪日期:2013.10.26


  鄭文堂導演早年參與社會運動,是80年代反對派電子媒體「綠色小組」的成員之一。在那個衝撞體制、民主活動風起雲湧的時期,鄭文堂扛著攝影機,穿梭在各個街頭的抗爭運動,忠實紀錄了臺灣社會民主化的歷史進程。這段與弱勢民眾一起拼搏的經歷,也反應在日後的電影作品裡。在其中,總能看到弱勢族群或是社會底層的庶民生活,顯見他濃厚的社會意識和人文關懷。而導演亦透露他的理想是「拍有用的電影。」

  一旦我們敢於說出歷史的真相,也許我們就敢於說出當下的真相 – Ken Loach

以事實為基底,與社會對話

  有用的電影,如同導演拍攝的紀錄片,是以社會現象為基石,展現生命的真實狀態,進而引起關注和反省。鄭文堂以比利時的達頓兄弟所執導的《美麗蘿賽塔》 (Rosetta, 1999)為例。此部奪得坎城金棕櫚的佳作,因其寫實地描繪青少年為了找工作、維持基本的生存而幾近扭曲本性的殘酷現實,引起廣泛討論和關注 ,致使比利時政府為此特地修法保障青少年的工作權。他們其他的作品如《騎單車的男孩》、《孩子》等也都被鄭文堂譽為「好看又有用」的電影。

  其實能讓觀眾看得過癮,又兼具社會議題性及人文省思的電影,導演2009年的《眼淚》就是一個實踐。電影關注的議題是警察刑求,藉由主角資深刑警老郭(蔡振南飾)的過往與現在,帶出執法系統裡的不公不義,制度和人性彼此傾軋的病狀。劇中的主角們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,電影呈現的也是這種生命的無奈與複雜。在歷史背景和官僚體制的枷鎖下,非黑即白的界限判定實則有容省思的可能性。而導演說,這樣的議題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。在我們已號稱民主化的現代社會裡,還是存在著司法冤案,這種刑求的狀況必需正視並有所改進。《眼淚》描繪一個背負罪惡感的人在懺悔贖罪,而這樣的過程其實是要傳達一種追求真相的責任與自省的勇氣。2011年的短片《老人與我》,同樣取材於時事,描述一個老人走失後,全村的人在寒冷的夜裡出動去尋找他的感人故事。藉此,鄭文堂導演要表達失智症和老人化的問題。

溫暖正面的期望
 

  儘管作品奠基寫實主義,幾乎皆著墨於庶民生活裡的不幸,導演說其實他還是要追 求一個比較溫暖、正面的走向。電影《深海》(2006) 原本的結局是安排阿玉(蘇慧倫飾)跳海,在海中隨著水的沈浸、漂流洗去過往的苦痛變遷。《眼淚》的結尾在原來的劇本是讓老郭住進一個荒涼的老人院,生活中的伴侶就是一隻狗,偶爾在院裡的卡拉ok活動中唱首悲涼的老歌做為消遣。不過這樣的結局甚為淒涼,連導演也不忍心。最後兩部電影的結尾其實都有種釋放、舒展與轉圜的可能性。在提及電影結局設計的同時,導演也坦承,其實目前他拍了五部劇情長片,每部的結局都跟原來劇本不同。他以往依賴臨場感,喜歡在拍片過程中「再次創作」。但這種變動有時會牽涉到整體結構問題,「現在漸漸要調整把那樣的能力放在寫劇本跟籌備上,不然成本太高,壓力太大,很焦慮。」導演笑說,這樣的體會其實也跟之前擔任宜蘭縣文化局長時,經手行政事務有關。

閱讀、觀察、創作欲 

  對於想寫劇本、拍電影的年輕人,鄭文堂的建議首先一定要多閱讀。其實在念文化大學影劇系之前,他對電影既不了解也無憧憬,純粹是為了能學一技之長好找工作。大學時代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,主要的休閒活動就是看書;大量地閱讀文學作品,加上喜歡寫作,從而培養起他的創作內涵和實務。讓他日後在傳播公司工作能以新人之姿被啟用當編劇,進而當起導演。「喜歡閱讀」、「培養敏銳的觀察與感受力」、「具有想要創作的欲望」等等,是鄭文堂導演談到要入這行的基本功。創作,就是「無中生有」,有了感覺,就要把那想法及欲望付諸行動:凡事都有可能,但要先「寫出第一本劇本來」,導演如是說。 

 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,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 -- Robert Capa 

觀眾看不懂,是因為拍得不夠好 

  被問及近期的計劃,導演表示將會在明年春節過後開始拍攝正義三部曲之二,外加一個關於國內閃靈樂圑參與國際合作的紀錄片。從80年代投入街頭運動開始至今,鄭文堂已用鏡頭傳達他對生命、人物、土地的關懷超過30年了。面對自己的作品和其他類型電影的市場接受度,他自我期勉地說:「觀眾看不懂深刻的東西,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。」我們期望,鄭文堂導演探究真實、尋求解答的熱情能持續不懈,繼續他不妥協的對話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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